美国金融业发展史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经济一直在首位,1929~1933出现了经济危机时间之长波及全欧,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带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如何剖析美国金融危机?冰动三尺非一日之寒吗?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美国的教训还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规模
继“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后,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百年老店美林证券也陷入破产危机,最终被美国银行收购。与此同时,美国其他著名金融机构如高盛、大摩、华盛顿互惠银行和国际集团等也都摇摇欲坠,美国次贷危机进入了全面深层次的大爆发阶段。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哪些警示?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其他一些重点城市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把大批制造业转移出本地,将腾出的空间作业态转换,重点发展金融、通信和设计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此刻,如何避免美国经济所走的弯路,避免经济过度虚拟化后形成泡沫经济,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眼下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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